摘要: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政治体制来保证。历史地看,文明的发展仅仅只有数千年,人类需要进一步变革政治体制的形态。以政治权力而言,其本身具有中性的特点,如何使这种权力的运用获得正当、有效的方式,是现在需要思考的实质问题。就体制来说,认为西方“民主”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层次,显然不合历史事实。“民主”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当代人类需要的显然不是简单地划分阵营、空喊口号,而是具体探索其实现的有效方式。社会领域中不仅涉及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关乎多样化的政治理念,“民本”思想与“民主”观念的相互结合,是题中应有之义。以民为本,社会治理同样需要关注微观的层面。社会的运行,以人类生活不断走向完美为指向。生活的完美并不是抽象的,它包含着感性、物质的内容,并以幸福为目标之一。
摘要: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界定,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时代文艺批评话语须确立四大核心关键词:其一为“人民”,即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明确人民是文艺的立场根基、创作主体、价值评判者与服务对象;其二为“全面发展”,立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求,强调文艺作品需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推动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其三为“生态”,呼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指出审美生成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交互对话的实践过程;其四为“和平”,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将和平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追求与重要主题。新时代文艺话语体系中,“人民”“全面发展”“生态”“和平”四大关键词并非孤立存在的理论范畴,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核,形成的相互嵌套、层层递进、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摘要:数据资产资本化作为数据要素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其理论逻辑是以熵减的使用价值和“用户 + 平台”双重劳动叠加的价值为起点,以适配的产权制度为保障,通过市场化交易加快要素流动以实现数据再生产周期缩短及多场景复用,带动数据要素价值的提升。数据资产的资本化需经过“资源化一资产化一资本化”三阶跃迁的推进机制,即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转变为数据资源,再经确权、估值和入表完成资产化,最终在适配的市场中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数据资产向高流动性资本转化在短期可以经过传统金融体系来实现,在中长期可以通过数据交易平台实现资本化;而金融化是资本化落地的短期最优路径,其中银行信贷、ABS等是传统金融路径,数据信托、RDA等适配数据要素市场则是新路径。
摘要:数字产业集聚凭借其知识溢出效应与数字协同优势,已成为企业突破供应链地理距离约束、拓展供应链地理分布的关键驱动力。基于2008—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供应链地理分布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助力企业拓展供应链地理分布,并且改善供需匹配精准度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国有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数字产业集聚对其供应链地理分布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实施差异化的帮扶政策,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助力企业拓展供应链地理分布。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逻辑学》逻辑开端的“有”“无”“变”之诸环节予以了隐藏式的批判与扬弃:以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活动”,扬弃“有”之环节的下定决心的“纯粹的活动”;以“用双脚站立”的创造,扬弃“无”之环节的“从无到无”的创造;以劳动之变,扬弃“变”之环节的第一个具体概念。马克思在劳动之变中,剖析了异化劳动的规定和表现背后的对立逻辑:物的异化,启示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外部对立;自我异化,意味劳动与生命活动的内在对立;类本质异化,对应劳动与类存在物的本质对立;人同人相异化,内蕴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对立,由此涵盖、激活所有对立环节,揭开具体总体的“现实中的矛盾”。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整体扬弃,明确了辩证法的历史性、具体性,使辩证法作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合理推进人与社会发展的思维方法,重新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摘要:在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中,生产力概念带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生产力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它体现在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双重批判上: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唯物史观破除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和虚幻性;从生产力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出发,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国民经济学的辩护性和庸俗性。阐明马克思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有助于在新时代全面理解生产力概念的人学意蕴,坚持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摘要:马克思基于历史的社会分析使用了大量的调查和事实数据,掩盖了他思想中至关重要的道德原则。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道德原则的来源:马克思的道德原则有着充分和广泛的道德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现实批判以正义原则为基础,为“人性的”生活必然拒斥资本主义剥削这一逻辑提供了现实依据;共产主义必然性的内涵具有重要的伦理和道德意义。上述三个方面形成了体系性。
摘要:元理论意味超出理论本身试图对理论的操作概念与操作过程进行反思,体现了理论研究、科学研究的反思性与自觉。元意识的觉醒也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自觉。元理论研究破除了不带认知偏见的纯粹主体直面思维客体的幻觉,提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提或基点,给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带来深刻的变化。首先,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突破了既往流行的反映论模式,出现了主体论、生产论等一些新的尝试;其次,文学理论研究开始重视概念的元陈设,比以往更重视理论预设、历史梳理、概念设定、方法设计及体系架构之间的关系;再次,元意识的觉醒使得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原先较为固化的疆界与单一的支点发生了松动与变化,出现了数不胜数的理论建构。但由于我国元理论研究与后现代主义传入对元叙事的消解基本同步,过于强调理论基点的多元、平等,相对淡化了元理论的层级划分及上下层的制约关系,由此也导致了理论研究中的随意化、游戏化倾向。
摘要:新文学乡土叙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不仅深度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还留下了泽被后世的精神遗产。因土地观念的差异,新文学乡土叙事内部呈现不同的文化自觉。启蒙文学失“土”审“乡”,纠结于国民性批判;革命文学在“乡”言“土”,建构起人民性话语;唯美文学恋“土”怀“乡”,着力于现代性反思,三者合力构建了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完整图景。这种乡土重建的理想与文化自觉的意识,隐含着乡村振兴的真实意图,形成了现代文学的新传统。因此,重新审视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观念与文化自觉,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根性、切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新发现的青海玛多扎陵湖北岸秦代刻石,是迄今为止最早涉及到有关“昆仑”“采药”等相关内容的秦代刻石。史料证明,至少从西周初期开始,在周人灭殷之后,秦人的祖先就踏上了西陲,成为黄土高原上的民族。秦人不断吸收来自青藏高原河源地区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为秦统一王朝后来对中国西部边疆的认知达到前所未及的新高度奠定了基础。昆仑神话系统有可能最早产生于人们想象中的“西方”,羌、戎人群可能是其原创者;但中原人士早在两周时期,也在不断追寻“昆仑”的踪迹。秦国因其自身发展历史与“西戎”“羌戎”等部族密不可分,所以秦人的“西方世界”不仅在地理空间上与之最为接近,也最容易从生活在西北、西域和青藏高原的各民族精神信仰、思想观念、崇拜对象中获取大量信息,形成秦人知识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认为唐代以后才形成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知识体系,事实上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初步形成,这大大改变了传统认识。
摘要:武陵山区土司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土壤。从物质文化层面来说,武陵山区的“干栏式建筑”既是地理环境制约下的产物,也是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影响的结果;“西兰卡普”等民族服饰体现了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在中央王朝服饰制度下的衍变;以瓷器为代表的生活器物在图案、纹饰、款识等方面均反映时代主流文化,且将苗族信仰符号与中原道教、藏传佛教元素融于一体。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武陵山区的盘瓠神话、马援崇拜、张飞崇拜等民间信仰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多轮融合;雄文化形成于族群迁徙的过程中,体现了汉族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结合;独特的丧葬文化中更是蕴含着远古时期的巴文化、中古近世的汉族和土家族文化因素。武陵山区土司文化集中反映出各族文化不断融汇发展的历史大势,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历史资源。
摘要:行政复议凭借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使其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定位日益凸显。随着行政复议制度的持续发展,主渠道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逐步从行政复议受案数量的增加,转向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能力的提升,并逐渐演进为涵盖制度吸纳力、程序终结力、治理穿透力与组织保障力的综合性要求。目前行政复议制度运行总体良好,但在程序实效、治理效能与组织保障等维度仍面临多重挑战,暴露出程序设计、制度供给和组织保障等问题。为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高效、公正解纷渠道的迫切需求,推进行政复议主渠道目标的建设,行政复议亟待通过优化程序设计、激发调解活力以及重塑组织支撑等路径,进一步提升其实质解纷效能,巩固其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中的主渠道地位。
摘要:人工智能侵权裁判中法官难以通过三段论直接推导出确定的结论。理论上体系化构建“应然规则”的同时,还应重视“应然规则”形成前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以有效应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因技术急变产生的法律漏洞。利益衡量具有辅助法官在裁判中进行解释、填补、验证、论证之功能,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填补法律漏洞具有理论上的适格性。人工智能侵权纠纷中存在规则空缺、规则不周、规则冲突、规则悖反四种漏洞类型,可通过横向铺陈、纵向归类、价值统筹对案涉利益进行结构解析,再通过利益位阶、效益分析、利益协调对核心利益进行整理和权衡,从而对各种类型的利益进行妥当安排并作出理性裁判,进而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司法保障。
摘要: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实践关系中“配合有余”现象的成因解释多是从宏观的权力关系角度着眼,而未从具体的司法技术角度去解析,因此对问题的诊断和解决办法不够全面和缺乏足够的针对性。从司法技术来说,“配合有余”的实践逻辑,主要由证明标准的应然规范要求所匹配的证明模式及其在实践中的变形形态所形塑,即前端机关在辅助证据使用方面的“潜在”优势导致了审判机关对侦控机关判断结论的依赖;归正该现象的法理路径是明确认可“相对真实”证明标准、“情理推断”证明方法、辅助证据的合法性;规制路径是改良案卷移送制度、重新理解法庭证据调查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起诉审查制度、侦查监督制度、辩护人阅卷制度、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制度、证人与鉴定人出庭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制度的制度机理。
摘要:现当代知识社会学往往将古典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结构批判为断裂型的。与之相反,基于知识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的理论分析发现:古典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结构并非断裂型的,而是连续的;并且这种呈现为某种连续统的理论结构见诸以默顿主义和新观念社会学为代表的现当代知识社会学中。虽然如此,从古典到现当代的知识社会学却皆为单一连续统模式。返回中国社会学的语境,可尝试提炼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双重连续统结构,作为对古典与现当代知识社会学的突破与创新。
摘要:对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类脑力劳动的既有讨论主要集中在生产机器和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上。但人工智能是否能模拟甚至取代人类,并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涉及如何认识人类自身的问题。无论是早期人工智能技术还是如今的“涌现”观点,都受困于人类对自身本质在认识上的未知。启蒙运动以来的不同社会思潮对于人类能否被认识和仿造提供了不同见解。机械论和浪漫主义认为人具有绝对的本质,人或像机械一样可以被认识和仿造,或具有不可认识的无限性;马克思主义将人类本质视为不断实践和发展的结果;结构主义则抛弃了对人之本质的追问,只探究人的外部环境。比较不同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动态和发展视角更具价值。面对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要将技术的发展与对人类本质的不断探索相结合,这既体现以人为本的关怀,也是应对未来技术伦理问题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