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政党调适理论关注政党协调内外冲突、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用其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存在“秩序维持”的解释范围局限、“威权主义”的理论预设局限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局限。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提出,自我革命话语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以“四个自我”“四个相统一”“六个必须”“九个以”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体系逐步发展成熟。这一理论体系对革命话语进行创新应用,强调改革发展与权力监督的协同共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建构了内外动力协调联动的政党发展动力机制,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体系与西方政党调适理论之间存在着对应与超越的关系,前者实现了从秩序性到先进性、从被动性到主动性、从内部性到全局性、从暂时性到长期性四个维度的超越。持续完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体系,是建构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题中之义。
摘 要: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任务,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总结和概括了新时代生产力理论,是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的基本遵循。先进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中发挥了伟大革命作用。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作用体现在对传统生产力的直接革命作用、对新型生产关系的驱动革命作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同新经济基础与新上层建筑的协同革命作用。通过对这三种革命作用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人类社会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依然适用于当今时代,并在新时代有新的表现形式和运行特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深刻的协同革命作用,需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有巨大的未来发展空间,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
摘 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六个坚持”原则,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六个坚持”不仅是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从理论维度看,“六个坚持”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辩证法的科学思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从实践维度看,“六个坚持”系统回答了未来五年“谁领导、为了谁、怎么走、靠什么、何以运行、如何保障”的时代课题,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战略指引。其中,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至上是价值立场,高质量发展是实践路径,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运行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底线保障。深刻把握这一原则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时代价值,对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成功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局性改善和历史性提升。在此过程中,我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尤其是协调好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生态文化软实力与制度体系刚性约束相协同、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促进、建设美丽中国与共建地球美好家园相衔接等四对重要关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推进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继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与地球美好家园建设互动并进,使生态文明建设在高质量发展中迈上新台阶。
摘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使命,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历史演进、理论逻辑、实践需求高度契合、彼此呼应的结果。高质量党建为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凝聚动力、提供支撑,解决了发展“往哪走、靠谁干、为谁谋”的根本问题。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面临思想认识偏差、干部能力不足、组织建设薄弱、方式方法单一等现实难题。踏上“十五五”新征程,要持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设为基础、组织建设为支撑、作风建设为保障、融合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保障作用,真正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让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摘 要:干部政绩观偏差何以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干部中持续再生?既有研究或从晋升锦标赛视角解释激励扭曲,或从策略行为视角分析应对逻辑,但对其稳定“模式”背后的深层文化根基揭示不足。本文构建“治理文化”分析框架,将其界定为嵌入治理场域、被干部群体共享的关于“何为有效治理”“如何规避风险”“怎样获取认可”的默认认知图式与行为脚本体系。研究发现,政绩观偏差的根源在于“唯上”逻辑:上级作为评价权威的独占地位,塑造了“速成”的时间偏好与“可视”的空间呈现,进而催生“避责”的防御策略。四者并非简单并列,而是构成具有内在耦合性与自增强机制的非正式规范系统,使偏差行为超越具体制度与个体动机而持续再生产。纠偏之道在于以制度创新重塑治理文化的生成基础,推动评价权威从“向上”单一维度向“向下负责”多元维度回归,让“为群众造福”真正成为最大的政绩。
摘 要: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履职尽责、追求政绩的根本观点,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集中体现。防范和纠治干部政绩观偏差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长期性工程。一要健全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机制,抓好集中教育、加强日常学习、提高培训质量、健全调训机制、增强培训效果。二要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突出政治标准、立好实绩标尺、严格程序监督、保持任期稳定、推动能上能下。三要优化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机制,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优化政绩考核程序方法、强化政绩考核结果运用、切实加强考核工作保障、建立考核制度动态调适机制。四要强化日常监督问责刚性约束机制,加强对“一把手”全周期监督管理、构建权力运行监督的闭环、推进监督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专项整治、严格问责处置。五要落实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做实容错纠错、打击诬告陷害、真情关心关爱、形成强大合力。
摘 要:利益问题是马克思研究现实关系的逻辑起点,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础性范畴。马克思利益观深刻揭示了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入分析了各个利益主体和各种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资本奴役劳动、控制社会”的总问题,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把钥匙。在21世纪,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激活马克思利益观,对于我们处理好“两制并存”格局中各种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利益观启示我们:对内,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对外,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坚持胸怀天下,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赢得世界的信任和尊重,才能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摘 要:李大钊对“社会革命”的认知有着复杂的演进历程。起初,他将社会革命视为工人、妇女、学生等群体对社会不公的反抗。随着对社会党、社会主义的关注日益加深,以及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相继爆发,他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不过,李大钊起初虽承认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组织,却否定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因此在实际主张上带有二元论倾向,强调“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将“社会革命”与“人道主义”分别视为“物”与“心”、“肉”与“灵”的改造途径。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化,李大钊逐渐认同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将道德、精神改造纳入“社会革命”的内涵之中,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的认知转变。
摘 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党治国理政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资源。伟大建党精神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精神之源”到治理效能的动态跃迁,是因为它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整合基因、目标整合基因、政治整合基因和组织整合基因,同时依托“话语转化—规范内化—组织联结—效能显现”四阶运行机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传播生态之变、社会结构之变、代际心理之变对发挥伟大建党精神社会整合效应提出了新的挑战。唯有优化话语体系、创新组织模式、拓展叙事路径,才能持续释放伟大建党精神的国家治理效能。
摘 要: 市场监管覆盖商事主体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的全过程。在监管资源有限的约束下, 实现监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权威统筹, 是提升监管效能的前提与关键。在新时代营商环境改革进程中, 为有效回应商事主体经营发展需求, 政府市场监管的重心由事前许可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由于事前许可评价存在一定的价值偏差, 缺乏对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的客观预估及对事中事后监管与事前许可的衔接考量, 且不同来源的市场监管权力之间
摘 要:量子科技是一个国际竞争非常激烈的战略领域。中、美、欧等都围绕量子科技进行谋划布局,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量子力学是微观上关于物质现象和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兼具抽象性、严格性、非常识性等特点,量子隧穿和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的两个典型现象。现代信息技术的根本源头,多数都可追溯到量子力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未来信息技术或者说第二代量子技术,涵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物理基础四大方面。如果通用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并与其他量子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社会将进入量子信息时代。量子技术革命是我国首次有基础、有能力深度参与的一次技术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大历史机遇,必须牢牢抓住。
摘 要: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增长迅速,“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特征尤为突出。世界主要国家采取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完善老年人经济保障模式、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等举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本文在分析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要基于制度韧性、财务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生态系统,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摘 要: 新一轮数字技术不断助推智慧养老产品服务和产业变革深化,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老龄社会的蓬勃实践正在重构养老事业产业格局。与此同时,老年人在互联网络和数字设备使用、数字素养能力培养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日益加深,深刻影响其社会参与程度和生活质量。本文以“产品—服务—环境—能力”视角审视剖析老年人数智技术应用的多维特征与结构性困境,分析阐释智慧养老产品服务优化与适老化改造、养老模式和养老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数智时代老龄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等科技助老策略的现实路径,提出促进社会政策支撑效能优化、加快科技助老标准化体系建设、推动长效协同机制构建等政策建议。
3月1日,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学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参加开学典礼。校长(院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干实绩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