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实现传统发展范式与生产力理论的创新突破。从历史、理论、时代三重维度看,生产力迭代持续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新质生产力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脱钩,成为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当前,我国绿色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化提速、绿色低碳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加速推进,但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上仍面临一定挑战。培育绿色生产力需从凝聚共识、激发动能、催生产业、健全治理、推动合作五个方面系统发力,以绿色生产力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摘要】《民法典》是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化表达,以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为契机,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入快车道。以《民法典》为基石构建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守正创新,遵循累积性创新为主,其他创新为辅的立场;坚持系统思维,时刻关注《民法典》的基础性法律地位和法学知识系统的整合性;遵循学科规律和学科方法论,着重关注解释学和比较法方法的运用;注重有组织科研,同时鼓励在基础理论方面开展自由探索。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载体形式上,多样载体的探索是繁荣和发展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在持续深耕教科书、论文著作、法典评注、判例评释等载体的基础上,可更加注重案例评释和民法争点等新的载体。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纵观科技发展史,历次重大科技变革,均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加速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推动创新逻辑之变、产业形态之变、竞争格局之变。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
【摘要】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性工程。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加强基础研究已成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要统筹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应用牵引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形成“集中区—自由区—融合区”协同发展的组织框架;牢牢把握人工智能深刻重塑科研范式的时代机遇,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效能;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构建长周期和稳定包容的人才支持体系,走好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全方位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摘要】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在我国,基础研究兼具服务现实与引领未来的双重使命。完善新时代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体系,投入主体上,要充分挖掘地方政府增长潜力,激发企业投入活力,保证中央财政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上的投入;支持机制上,要注重全链条研发投入的合理配比,提升承接基础研究成果的能力,将稳定支持向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科研机构倾斜,注重发挥非共识项目对原始创新的发现功能;生态营造上,要持续做好基础研究的支撑保障,把握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的战略机遇,助力我国基础研究成果加速突破,发挥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作用,制定符合现阶段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制度,为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摘要】新污染物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十四五”期间,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实现从学术研究范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跨越,在顶层设计、科技支撑、国际履约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同时,在风险识别、效应评估和治理技术三个环节仍面临瓶颈。“十五五”时期,亟需将基础研究作为破解新污染物治理瓶颈的关键切入,持续推进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的精准制定与动态更新,加快完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标准体系和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强化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安全替代品研发与成果转化,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规则塑造能力,为构建全球新污染物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摘要】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是统筹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发展规律和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部署。基础研究战略性布局锚定国家重大需求,强化基础研究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前瞻性布局聚焦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培育颠覆性创新和原创性突破;体系化布局构建协同高效创新网络,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成新时代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框架,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摘要】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迭代升级的根基,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演进趋势,未来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其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对基础研究精准化、体系化、前瞻化布局提出全新要求。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应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与重点领域,构建分层协同的基础研究创新主体体系,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机制,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同高质量发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完善全方位制度保障体系。
【摘要】随着全球科技竞争逐步由工程优化竞争转向底层技术竞争,企业逐步突破传统产品开发者的角色定位,成为凝练科学问题、创造原始知识和塑造技术范式的重要主体。当前,学界对企业布局基础研究的微观机理、产业需求向科学命题的转化路径,以及原始创新向颠覆性创新的跃迁逻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基于知识基础观,可构建“产业问题—科学问题—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创新跃迁分析框架,从需求翻译机制、知识创造机制和创新跃迁机制三个维度,揭示企业基础研究驱动创新突破的内在逻辑。在新型举国体制支撑下,我国逐步形成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企业为重要主体、以有组织科研为特征的新型基础研究组织范式。完善企业基础研究体系建设、健全创新利益协调机制、构建新型产学研协同科研生态,能够持续强化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微观基础。
【摘要】量子计算是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范式转型最具代表性的前沿领域,其发展呈现基础理论、工程技术、产业应用与科研组织深度耦合特征,多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公共科研平台建设成为推动前沿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其竞争重心由单项技术突破逐步转向科研组织能力、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的综合竞争。我国发展量子计算具备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应用场景和人才储备等优势,同时面临企业深度参与不足、复合型人才供给不充分、公共科研基础设施共享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挑战。面向未来,我国应强化国家战略统筹,完善有组织科研体系,加强公共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多主体协同攻关机制,拓宽复合型人才培养通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基础研究组织化路径,推动量子计算实现从理论突破向产业应用的跨越,为新时代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摘要】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与内部合作利益升级的双重驱动下,上合组织正经历从地区协调机制向全球治理重要基石的战略功能调适。作为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之地,上合组织应承担起将倡议理念转化为维系多边主义制度实践的先行者角色,作为区域机制有效补充全球治理,构筑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重构的重要平台。这一再定位进程正遭遇地缘冲突蔓延加重安全困境、成员国利益分化扩大政治互信赤字、地缘经济博弈加剧经济合作失衡的现实掣肘。由此,上合组织亟需从制度层面,推动安全机制创新,构建弹性治理架构,以及深化科教与经贸相融合,全面提升自身适应并引领国际秩序重构的实际行动力。
【摘要】对微观管理领域和宏观国家治理领域的考察显示,治理结构不仅塑造治理过程,更直接影响治理能力的形成,最终决定治理结果。治理结构或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基础和源头。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或治理体系蕴含显著制度优势,能够推动治理过程协调顺畅运行,持续赋能治理能力提升,进而实现良好治理绩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在理论层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治理结构或治理体系上筑牢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从体制机制上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优化治理结构,夯实制度优势,在治理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高效能治理提供结构、过程和能力支撑,深刻洞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是指导国家治理实践的科学指南。
【摘要】“投资于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从广义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看,“投资于人”包含四重含义:经济维度,聚焦教育、健康投入形成生产性人力资本;人口维度,围绕人口合理增长培育先赋性人力资本;社会维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构建和谐人际与代际关系,形成团结性人力资本;人文维度,以“人口成长”为目标培育精神性人力资本,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道德品质提升,进而推动中国人民生活品质、生命品质、精神品质的整体提升。
【摘要】基于服务消费的概念与性质辨析,考察发达国家的经验与规律,可为我国服务消费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消费具有内生性,服务消费的提升是人均收入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的自然结果。中国服务消费(及消费型服务业)的空间广阔,但发展相对滞后,总体上面临需求不稳、供给质量亟需提升、结构相对失衡等挑战。“十五五”时期提振消费应改变急于求成的“需求刺激”思路,寻求构建均等化、市场化导向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需转向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以均等化为原则促进身份与机会平等,以市场化为导向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以人为本实施社会投资、发展新消费,多渠道“减负”以增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扩展消费选择权和消费可行集,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人民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