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作为新文学的重要传统,成为20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主流,占据了文学史的重要位置。但随着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城市化,文学里的乡村似乎不再提供新的人物、生活与美学特质。我们从文本中读到的乡村故事大多徘徊在20世纪,个别愿意更新到当下时间的文本,也鲜少表现现实意义上的乡村。相比之下,你的乡村小说因为同步书写了当代乡村生活,有人物、有细节、有真正的乡土气息,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附近的乡村”。但据我了解,
几乎在20世纪行将终结之际,人们才蓦然发现,我们的世界已“被笼罩于一种时间性的万能叙事”之中数百年了。“历史的认识论”“历史决定论”长期以来处于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①。当然,对此早有察觉者不乏其人,早在1957年,法国人加斯东·巴士拉就出版了《空间的诗学》②一书,加斯东·巴士拉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思考,而20年后米歇尔·福柯对后现代地理学中空间理论的建构则更加深入。后现代地理学的主要倡导者、
一、情爱故事与香港历史 “香港回归祖国”,香港文学一时不知道如何言说,霎间跌入情色与历史。从理论上说,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文学中的情色描写会成为力比多的宣泄出口。按照主体构成理论,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后,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变得不确定,肉身便成了一种替代。由此,香港文学一时陷入了情色纠结的世界。许子东在编辑回归后第一部小说双年选的时候感觉到:写政治和社会的少了,“余下来的,我们便看到形形色色男男女女甚
作为21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非虚构写作已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学者们从文类生成的必要性与问题意识、代表性作品的文化症候,到文类的历史演进、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特质与经典化可能、文学非虚构与新闻非虚构的异同比较等多个维度展开探讨,为这一新兴文类构建了丰富的学术话语空间。不过从总体上来看,非虚构写作诞生较晚。一般认为,其诞生与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写作”专栏以及该专栏对重量级作品《中国
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经历了显著转变。早期作品多围绕历史事件、时代主题和政治立场展开,关注历史的总体走向、意义及相关的集体价值。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思潮兴起后,作家们开始打破宏大叙事的完整性,转向民间传说、地方经验、个体欲望,以及被主流历史遮蔽的局部经验,历史呈现驳杂、无序的面貌。进入新世纪,尽管许多作品仍以革命、斗争和社会运动为主题,但叙事方式发生了变化:作家们不再主要依靠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史诗性与日常性作为长篇小说两种重要的美学维度,其关系演变反映了文学与时代、历史与个体的复杂互动。20世纪以来,受西方历史观影响,史诗性成为主导标准,日常性因其琐碎的个体性特征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史诗性书写往往简化乏力,日常性书写则容易沉溺于琐碎。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的百科全书,其包容度、穿透力与共情力取决于二者的融合程度。史诗性赋予历史纵深感与精神格局,日常性注入生命质感与烟火
“三体”之后,如何“科幻”? ——论“后三体”时代女性科幻创作的叙事转向 2006年,《三体》首次连载;2015年,刘慈欣获雨果奖。20年间,文学发生的总体语境产生深刻变动。在文学场域内部,“《三体》三部曲”的成功将科幻这支“寂寞的伏兵”重新带回大众视野,其“巨大影响力几乎超越了同时期当代中国的所有文学作品”①,在当代话语场中塑造了范式性科幻审美取向。在文学场域以外,算法逻辑重塑感觉结构,
近年来,以文学领域的“新东北作家群”,影视领域的《狂飙》《繁花》《大江大河》《风吹半夏》和学术领域的“90年代文学研究”等为代表,在中国文化场域形成了一股“90年代叙事”浪潮。郑小驴的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讲述了千禧年前后湘南地区一群小人物在社会转型期经历的爱欲与疼痛、暴力与阴翳、追求与幻灭,也可归入“90年代叙事”之一种,折射出当前社会所涌动的某种新的历史意识、文化走势和心理诉求。正如郑小
告别丰裕:新中产问题与“80后”的历史与现实 今天我们似乎已经身处一个与此前大为不同的时代,这种感受既模糊又强烈,迫使我们重新反思过去与今天究竟有何不同。反思或许只能从自身开始。回望“80后”这一代人,作为承载着特定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的“80后”概念,或许已然失效。这或许是危言耸听,或许已无须多言。无论如何,严肃地重新思考正逐渐成为代际舞台和阶层结构中坚力量的“80后”群体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东北这一地域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内在张力,同时吸引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审视目光。它既是在国内互联网上引发了现象级讨论的东北文艺复兴思潮的一部分,又是全球视野中被冷静定义的“中国锈带”。这两种话语,一种热烈如火,一种冷静如冰,正同时塑造着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知与想象。当我们将视线投向英语世界,这股热烈的文化能量,却被悄然注入了一个冷静、克制,甚至略带冷峻的分析框架之中。“中国
近现代以来,地处西南边缘的藏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起步与加速,其时间经验在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经历了漫长的重塑。对此,大量书写藏地的作品有着潜隐却也丰富的表现。如何对其中散布的极富典型意义的时间经验进行系统化探讨,齐格蒙特·鲍曼的论断提供了启发。鲍曼认为,时间与空间本是一体,但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差异化,导致原初以时间表达空间距离的方式不再适用,从而推动了“时间从空间中的解放”与现代性进程的开启,“
人工智能对人类智慧与认知领域的深刻冲击,为我们重新审视主体性、人机边界、科技伦理等根本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面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变革,文学作为能动的社会镜像理应积极回应。相较于主流文学,科幻文学在探讨人工智能议题时具有天然的先发优势。1818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生命体已初现人工智能雏形,不仅彰显了科幻文学的前瞻性,更揭示了二者自诞生之初便紧密相连的共生关系。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依然是科幻创作
人工智能尤其是语言大模型(LLM)在文本生成领域的飞跃,正前所未有地重塑文学图景。由此引发的“机器能否具备创作主体性”的讨论,已成为当下后人类视域下人文学术界的核心命题。目前有两种看法:其一,立足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主张“放弃对古典的人文主义观念的迷思,去重新构想一个未来的、全新的社会样态,这个社会甚至可以不必以人、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特性为其前提”①,在逻辑终点上确认了人工智能的技术主
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带来文学创作方式的转变,使文学实践中的创作主体、意义建构和生产逻辑遭遇系统性洗牌。当人类文学创作让位于人工智能写作,文学作品和生命体验之间的关系被一种新的符号逻辑所取代。这一现象在全球学界受到广泛讨论。玛格丽特·博登提出心理创造力和历史创造力的概念,前者指对个人而言是新的想法,前人有没有这个想法不重要;后者指历史上没有人有过这个想法①。据此,对人工智能写作创造力的争论超越了有与
周策纵是享誉世界的美籍华裔学者,其代表作《五四运动史》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典范,在海内外影响深远。他的学术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外,亦深入红学、训诂学、古典诗及新诗批评等多个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周策纵与艾青曾围绕“朦胧诗”的可理解性问题展开数次交锋。尽管艾青对“朦胧诗”的批评立场已为学界所熟知,然而周策纵作为海外学者介入这场论争的契机、与艾青观点分歧的深层逻辑
重塑的地方性:《嘎达梅林》跨媒介改编中 地方传统与国家话语的共生 长篇叙事诗《嘎达梅林》是我国最早整理的地方民族文学作品之一,其“第一次整理本”(以下简称汉译本)1950年刊发于《人民文学》。不同于大多少数民族叙事诗产生于封建社会,它是由发生于近现代的真实历史事件流传而成,在形成过程中,民众的文化记忆选择为现实事件加入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将历史上一桩悲惨的起义事件叙述为具有悲壮色彩的民族传说
全面抗战的爆发,“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①,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来说尤其如此。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到达延安与各敌后根据地,在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革命文艺的新范式——延安文艺模式。而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主题由“民族革命”转换为“社会革命”②,城市开始成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批延安及晋察冀边区、晋冀
一、被修改的村庄与童年 谈论刘亮程,好像难以绕开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或者说,《一个人的村庄》构成了观照刘亮程文学创作的路径依赖。以《一个人的村庄》为中心,至《虚土》《凿空》《捎话》《本巴》,再到新近问世的《长命》,刘亮程的长篇小说似乎因之有了渐次展开的逻辑框架。所谓逻辑框架,一方面指涉为对写作者形成统摄力的身份标签,但同时也可能造成我们对于变化中的写作者的误读。 倘若重勘《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是文坛独树一帜的诗性书写者。他的笔触始终行走在北疆沙漠边那片淳厚的乡土间,执着叩问着“生命与死亡、存在与信仰、人与万物、日常与抒情”①等永恒母题。在新作《长命》中,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乡村,以惊艳的艺术姿态,“复刻出一个人鬼杂处、生死相依的意象世界”②。 刘亮程秉持着独特的诗性思维,在《长命》中以“空符号”为核心叙事策略,于乡村百年沧桑的铺陈中,构建了一个充满阐释张力的诗性隐喻动力系统。该
刘年何以成为刘年,是在于他以同时代人身份完成了一个诗人朴素的“古典”转向,这一转向并非完全是我们常言的古典文学传统,还有他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践行了自己最质朴的诗歌美学与价值观。雷平阳说刘年是当下具有骑士精神的诗人,此一评价真正契合了刘年的个人行动、气质与品味。当他骑着摩托车走遍广袤的中国大地,在风雨行程中感悟自然时,那些与诗相关的灵感可能会纷至沓来,融合着诗人对语言的敏锐感觉与丰沛想象力,
全景社会 每当我们拿起手机,点开微信朋友圈,似乎总有几个热衷于户外跑步的朋友,定期分享着他们的运动佳绩。过去我们在电视上看体育赛事转播时目睹过的统计数据,或是在健身房器械的电子屏上显示的锻炼记录,如今被手机里一个小小的软件轻松而贴心地显示出来——超长的里程、个性化的轨迹、过人的耐力、掌控自如的速度、健达充沛的心率和脉搏、瞬间蒸发的热量、科学中肯的建议、量身定做的规划,等等——与老年人爱不释手
在晚清革命人士看来,“抗清志士王夫之”绝不向清政府投降的反抗精神与其在民族危机中所闪耀出的思想光芒,要比“学者王夫之”及其充满洞见的著述学说更加深入人心。但若只是用志士或学者来概括王夫之的身份,那么我们只能认识到一个不连贯的、碎片化的王夫之。纵观王夫之漫长且苦难的一生,他参加科考,奔赴抗清战场,入朝为官,隐入山林做学问,或许文士一词是个更恰切的概括。 文士是兼具文人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人,“既是
潮汕是一个离“传统”更近,同时离“世界”也更近的地方。潮汕背山面海的地理格局,使其在历史上成为中国与世界(尤其南洋)的连接点,并由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潮商文化。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潮商文化书写现象却相对沉寂和薄弱。典型意义上的潮商文化书写需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人物塑造上,以具有自觉商业意识的潮商为主要表现对象;二是在情节内容上,潮商的商业活动与命运起伏应是故事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衡之,在
作为中国与韩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韩江在文学创作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深受东亚儒学文化浸染,不仅致力于将外来的现代表达与本土的故事诉说相融贯,而且都对本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受的历史创痛怀有持久而深切的叩询。韩江曾在诺奖演说中直面人心的两端:“我停留在几个痛苦的问题里。一个人可能成为全然纯洁的存在吗?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暴力?我们拒绝从属于人类这个物种会发生什么?”①而莫言也曾自陈困
《秘要》是一部关于武侠的长篇小说。事关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作家田耳的少年时期,那时的他,虽成长于沈从文的故里,却还不知道“纯文学”为何物。跟那时候的很多青少年一样,田耳只是一个武侠迷。陈青云、金庸、梁羽生、古龙以及各种冒他们之名的武侠小说,堆满了租书铺,其中的很多连书页都被翻烂了,沾满了灰色的指甲印。田耳当时所憧憬的只是在文字江湖中实现“武侠梦”。《秘要》就是这样一部“圆梦”小说。其中所提
一、平观者与当事人 班宇的小说多以某一历史时期内社会体制变动中所产生的被压抑者为讲述对象,展现他们在时代大潮中所经历的精神痛感,这成为学界对其此类创作的一种主题共识。但随着创作素材发生时间边界的拓展、主体意识的强化,以及创作方法的调整等各种因素的变动,班宇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被压抑者的困窘根源由体制转向了“人”本身。在这一过程中,叙述视角的交叉运用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同乡、同年龄段,并被“组团”命
一札食记,一部史编,一卷游录,岭南之味,跃然纸上。味觉通感,地理测绘,连缀而成地方之文脉经络。葛亮长篇小说《燕食记》在南方一水的风物交织之间,洇开了岭南美学的层叠涟漪。1902年《新小说》报创刊,梁启超阐发小说“不可思议之力”,将地方治理有益于国家的政治主旨,另辟蹊径引向以小说改良社会的提法,开拓出与“新广东政治”相呼应的“新广东文学”,寄望地方与民族走上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粤港虽共处南方
引言:现代性冲撞下的乡土切片 李云雷的首部中篇小说集《别人家的电视》共收录了六篇带有浓厚时代印记的作品。从同名主打篇目《别人家的电视》中20世纪80年代初入乡村的电视机引发村庄波澜,到《小谦的故事》《舅舅的花园》《姐姐与日记》《后街的鸽子》里关于乡土童年、亲族网络及乡村奇人的细腻速写,再到《一条路越走越远》中运用交错的先锋笔法,直击当代城市青年面对世界的精神困惑,整部小说集前五篇深耕乡土生活
讨论任白的诗集《灵魂的债务》 ① ,我想从两个关键词进入,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灵魂。这和任白诗歌创作及几乎所有诗人创作的共性有关。关于时间,王德威曾有这样的解说:“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在世界语言以及文化文明流动的过程中进入中国语境的词汇。它源自梵语lokadhātu,由佛经翻译而来,由“世”(时间)和“界”(空间)组合而成,这个翻译本身的意义对于我们文学的理解至关重要。“世界”的“世”原本指的是时
“互文性”又称作“文本间性”,本文旨在探讨语言哲学理论影响下的“互文写作”。早在18世纪,亚历山大·蒲柏在翻译和诠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时,就发现了其与古希腊荷马史诗之间存在“互文写作”的文学特质。浪漫主义占主导时期,诗人的主体性被过度拔高,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企图校正这种对个人性的吹捧,他认为“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并将诗歌定义为“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①。这
牛津新版《远游》的出版,以及贾德森·S.里昂 ① 对该诗的出色研究,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华兹华斯生前发表的这部伟大作品进行全新的批评性审视。达比希尔 ② 已详尽追溯了该诗的创作历程,并提供了集注文本,里昂则系统梳理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创作来源与类比研究。这批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纵然不能促成根本性的重估,至少可以让我们从诗人的创作意图和实际表现维度,对这首诗进行更全面的批评性阐释。 无需提醒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