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哲学是人类对自身及其在宇宙中位置的一种整体性规划与总体性理解。“世界哲学”的建构是构建“世界”这项主题的一次次谋划。德国思想家以一种共在的方式共同构建了“世界意识”的理论叙事,是对不同时代关于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的再反思。包豪斯风格接续了这种世界意识,以建筑之名,构造了人与世界的新关系。世界哲学的概念历程可追溯到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世界哲学构想,这是众多世界哲学史书写的理论框架源头。当代世界哲学史的书写以复调之态呈现出“区域性”特征。哲学与世界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世界的哲学化(“解释世界”)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改造世界”)。在古今中西视域中推原“世界哲学”概念,其要义是在中西对话、古今贯通中持续推进哲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造与话语构建,重塑世界哲学的构想与构建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摘要] 本文基于13个养老机构的实地调研,从“情感共同体”视角探讨养老机构中的情感劳动及其建构路径。研究发现,护理员在情感劳动过程中并非完全受资本或组织的控制,而是具有情感投入的主动性和主体性,由此形成了“管理者-护理员-老年人”的情感建构路径。这个路径包含两个环节,分别是护理员与被照护老人之间的“情感投入-情感反馈”,以及机构管理者与护理员之间的情感治理,从而构造了以护理员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在竞争性的养老服务市场中,情感共同体的稳定性依赖于市场性与情感性的均衡,故须引导护理员情感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使情感纽带超越护理员与服务对象的私人关系,实现私人情感的公共化,进而使情感建构更好地适配于养老机构的组织目标。本文反思了西方情感劳动理论将“情感”客体化与单向化的基本取向,展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场景中情感建构对于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积极价值。
[摘要] 学界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合同法律性质争议较大。在思维模式上,应当坚持整体主义立场,全面评价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救济途径、司法审查等,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按照整体主义理念,可以将行政协议的主体要素和意思要素视为共识性要素,内容要素和目的要素视为分歧性要素,并且以购买模式与争议性质辅助识别分歧性要素。当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合同符合行政协议四要素时,宜采用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争议或民行交叉纠纷,并且允许当事人通过司法外救济途径解决行政协议纠纷,但需要注意规范其实体程序规则。在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中,需要明确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且两者须符合比例原则,以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最佳平衡。
[摘要] 空间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平台和行动场域,是连接个体与群体、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与复杂性社会挑战的双重背景下,如何通过空间赋能实现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已成为亟待探索的重要议题。既有的“制度论”“组织论”与“技术论”三种研究取向对基层有效协商的剖析均呈现出单向性思维,缺乏对制度、组织、技术三者融合增效的一体化认知。为此,建构“制度-组织-技术”三维分析框架,提供整体性分析视角,弥补单一维度解释的局限,有助于把握协商民主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通过对H市“幸福圆桌会”典型案例的实际考察发现:协商民主有效运转依赖于系统性地将制度、组织、技术等空间要素嵌入基层协商活动,并实现制度空间规范赋制、组织空间体制赋权、技术空间平台赋智三者的有机协同。未来基层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应致力于深化制度空间与组织空间的融合共生,加强制度空间与技术空间的有效衔接,促进组织空间与技术空间的互动协同,通过联动性的空间整合提升协商治理效能,增强基层协商民主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力与创新力,为实现长效协商提供持续动力。
[摘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际国内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日益增加,构建完善的新时代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体系是当务之急。既有文献显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体系主要呈现“全要素、全主体、全过程”三种研究路径,但无法厘清“多大才算大、多全才算全”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外延与内涵。基于“空-地-隧”三元空间视角,深刻理解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本质上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板和内涵延伸,充分认识当前空域扩大开放、跨地域复合型灾害频发、地下空间大规模开发的增量风险,遵循“集中统一领导-领域完整-要素齐全”的“空-地-隧”一体化构建逻辑,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强化多维度一体化协同,健全多模态数据情报共享体系,为构建系统整合一体化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体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坐标。
[摘要] 科学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政策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潜能的重要保障。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政策的再生产程度显然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但受制于研究视角和测量方法,既有研究未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在修正空间扩散型政策再生产概念的基础上,基于动态语义向量模型测量不同地级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政策的再生产程度,再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其组态路径。根据实证结果,可将政策的高度再生产归纳为引领创制型、适策竞优型、时序竞先型三种模式,将高度复刻归纳为区域跟随型、从众回应型、中心依赖型三种模式。虽然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政策再生产背后的驱动机制较为复杂,但依然大致遵循着基于自身资源条件追求正向激励最大化的基本行动逻辑,呈现了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三个层次,即高度复刻、表态型创新和适宜型创新。
[摘要] 相对于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在产权属性、价值特征和应用场景三个维度上具有特殊性。实体企业数据资本形成具有生产性数据资本化和交易性数据资本化两种路径。前者以自给数据为基础,强调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持续积累与价值创造;后者以市场交易为基础,强调数据资产通过金融手段实现数据价值变现与增值。两种路径的核心逻辑基础分别是数据生产体系的建立和数据信用体系的形成。同时,生产性数据资本化是交易性数据资本化的基础,交易性数据资本化反向激励生产性数据资本积累。两种数据资本化路径互为补充、相互融合,成为数据资本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动力。
[摘要]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然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数据要素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我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下降趋势,“多劳”与“多得”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关键不在于技能差异,而在于劳动者能否跨越技术收益分配体系的制度阈值。制度阈值这一概念用以刻画劳动者进入技术收益分配体系所面临的制度性准入边界。人工智能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在数据要素集中控制条件下形成数据垄断租金与算法协同租金。这些收益并不会自动扩散至所有劳动者,而是在企业内部制度安排下进行分配。对不同区域比较发现,在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制度协同程度较高的地区,制度阈值相对较低,劳动收入份额表现更为稳定;而制度碎片化则可能抬高制度准入边界,使部分技术劳动者面临“拥有技能但收益不足”的结构性困境。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不仅依赖技能提升,更依赖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
[摘要] 数据权利结构化配置须以类型化为前提。现有个人、企业、公共数据三分框架因混用来源、主体与功能标准,难以对应数据动态生成与多方协作的事实状态。以生成方式为分类基准,则可契合数据作为过程性产物的本质特征。生成方式按主体间协作结构的不同,可划分为自主生成、共同生成、协同生成与融合生成四类。对上述类型识别应依托控制结构、贡献类型与风险承担三项可检验事实要件,依生成环节逐步确认。在此基础上构建三层权利配置体系,载体层以事实控制与过程可追溯为基础界定持有权;价值层按实际投入的性质与程度弹性分配使用权与经营权,实现权能与价值创造的动态匹配;伦理层将人格保护、数据安全与公平利用义务转化为抗辩权能,形成权利行使的前置约束。由此,可将生成过程中可观察、可验证的事实转化为数据权利配置的规范依据,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行政监管的治理效能。
[摘要] 迈向“数据共同富裕”,关键在于破除私有资本对数据的垄断占有,推动数据生产资料向社会化回归。数据作为源于全社会协作的新型生产要素,其公共属性与私有资本独占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导致价值分配失衡,更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其破解之道,在理论上需坚持与数据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相匹配的公有关系,在实践上需创新数据产权制度与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可探索数据信托、公共数据池等共享形式,强化反垄断监管并引导技术向善,从而促进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夯实数字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
[摘要] 在全球出口格局重塑下,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出口结构和出口路径依赖是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基于全球产品贸易数据,研究表明:(1)即使所有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程度都得到提高,也只有那些工业机器人应用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其出口份额会上升;反之,应用程度相对较低的行业,其出口份额则难以提升。各国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发展差异带来了出口格局重塑。(2)工业机器人应用并不是帮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其带来的出口扩张具有明显的出口路径依赖而非路径跃迁。工业机器人应用增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路径依赖,且对发达国家作用更大。行业视角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路径依赖程度的增强作用主要集中在采矿和采石行业、塑料及化工产品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据此,积极拓展工业机器人新的应用场景,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加强企业研发将成为优化出口结构的有效措施。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为“十五五”时期社会保险制度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建立成本核算制度是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的基础,而当前我国社会保险经办费用实行财政预算制,随着社会保险制度规模的扩大及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现行投入体制的局限愈发凸显。本研究立足于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的改革目标,分析探讨将经办费用纳入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提出从财政预算制转向成本预算制的改革路径。通过对社会保险经办“日常行政费用”及数字化转型成本的历史数据进行梳理,运用ARIMA时间序列模型与年均投入趋势分析法,结合国际经验对2026—2035年经办总费用占比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26—2035年由日常行政费用与数字化转型投入构成的总经费占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及结余的比例低于1.5%,整体处于基金安全阈值内。研究认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规模充足、经办体系日益成熟,推行成本预算制的改革条件基本具备,改革将有助于实现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流动的人”始终是当代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着力点,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紧密相伴的是当代中国家庭形态的转变。房地产市场的勃兴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将市区优质资源的可及性赋予县城民众,进市买房成为县城家庭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县-市迁移的首要目的在于为晚辈发展获取优越的教育环境,这一抉择也嵌套着家庭生活重心向更高层级城市移动的期望。在职业难以变动的情况下,部分家庭成员围绕晚辈的教育过程进行“钟摆式流动”从而形成“钟摆式家庭”的特殊形态。晚辈的教育发展是支撑家庭成员县-市迁移的根本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则是维系“钟摆式家庭”的外部纽带。县-市家庭的“美好生活”构想以“未来”而非“当下”作为底色,这一逻辑虽带来家庭成员在地理空间层面的分离,却使整个家庭在观念与行动层面始终维持着团结。
[摘要] 随着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从生存导向转向追求城市体面生活,代际双方形成了以情感为核心驱动力的合力关系。本研究以华北M村32户家庭为案例,系统剖析代际合力的生成与维系机制。研究发现,亲代与子代基于情感,构建一致的发展目标,展开频繁的资源互动,缓和日常的生活摩擦,保持长期的合力关系。情感整合是代际合力的实践逻辑:在代际交换期,传统伦理约束弱化,资源能力提升为情感互动提供了自主空间,情感成为形成代际合力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日常互动中的情感表达促成代际关系亲昵化,共同目标下的情感激发强化代际关系“一体化”,矛盾调适中的情感调试保障代际合力长期化。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情感在家庭现代化转型中的枢纽作用,也为理解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自我剥削与家庭韧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摘要] 学界目前尚未厘清担保登记公信力规范与登记对抗规则之间的外部体系关系,而对这一规范的内部体系理解则存在过度限缩的问题。前者导致混淆,后者则造成解释力不足。体系重整的方向首先是区分担保登记公信力规范与登记对抗规则,不再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延伸,其次是在概念层面重塑登记公信力为推定力与狭义公信力组合的二相性构造。在此基础上可以依据推定力与狭义公信力的三种逻辑组合关系编织登记公信力规范的内容。以此逻辑组合关系反观我国动产与权利的相关登记制度,可以发现一般动产与权利担保的声明登记制在规范配置上存在逻辑偏差,准不动产的担保登记制度则存在权利登记制与无狭义公信力规范之间的扭曲组合,需要理顺规范逻辑以实现制度的科学化。
[摘要] 人的“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是早期马克思与黑格尔共有的问题框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根据这一概念描述了主体的自我生成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继承了人的自我生成原理的同时,还批判了其中隐含的取消对象的逻辑。黑格尔将对象的存在视为主体的异化状态,因此自我异化的终极目标是克服对象,实现对象向主体的绝对复归。马克思则认为,对象本身拥有独立于主体的对象性,因此对对象的扬弃并非取消对象本身,而是只扬弃其异化形式。这一从复归主体到对象独立的理论翻转,不仅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奠定了的基石,而且还为其哲学主题从“人”到“社会”的转向提供了内在动力。传统研究虽然注意到了早期马克思的这一主题转变,却很少关注到他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与黑格尔的理论对决对实现这一转变的意义。本文弥补了这一不可或缺的一环。
[摘要] 胡塞尔对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批评被看作是失败的,成为近年来学界中的一种看法。一方面,学者们指出胡塞尔误解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因而他对康德的批评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学者们指出胡塞尔对康德的形式主义批评同样也适用于其自身。尽管这些学者的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不意味着胡塞尔的相关思考已经受到了比较全面的审查。随着胡塞尔遗著的不断出版,更多新的文献表明,胡塞尔对康德的反对不是根本性的。相反,胡塞尔后期伦理学接受康德的绝对命令,并为其提供了现象学的依据。
[摘要] 教科书关乎知识生产、思想传播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教科书的编写。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培养工业化建设人才、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共的信仰,必须编纂新的教科书。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下简称“教编会”)成立,民主人士叶圣陶被任命为主任。教编会特别重视教科书的政治性、科学性,强调教科书要适应儿童心理,深浅合度,尽量使用“中国的材料”,补充城市的材料;批判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的思想,努力呈现乐观、积极的情绪。教编会的成立以及教科书的统一编印,是新中国建立前后思想战、宣传战的关键环节,对统一思想、形塑新人、巩固政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要] 晚清以降,教会医院的在华发展逐步缓解了传教活动与医学实践之间的张力,并在清末民初依托华人捐赠与参与实现快速扩展。北伐战争后,民族主义高涨,医学传教士在华活动空间受到压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力重建卫生行政体系,推动医疗卫生资源的制度整合。1934—1937年间,胡美以卫生署顾问身份参与教会医院的调查与协调,重点在华北、华中等地区考察,并提出制度性建议。在此过程中,医学传教士、教会医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由分立走向协作的调整,折射出民族主义、宗教使命与国家治理交织下近代中国医政转型的复杂面向。
[摘要] 从商业视角来观察晚清社会是当时来华西方人士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西方中心论的总体叙事框架下,晚清来华西人普遍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陷于“停滞”的泥潭,需要西方世界的“文明开化”来“帮助”中国摆脱困境。但晚清来华西人却惊奇地发现,中国商业异常繁荣,中国人具有高度发达的商业头脑,他们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精明务实且善于变通,讲究诚信,具有高度契约精神,勇于接受新知,甚至已经成为西方商业的重要竞争者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来华西人对中国的刻板认知,迫使他们形成在“矛盾中认同”晚清中国商业和商人乃至于中华民族的意象建构。
[摘要] 唐明皇幸蜀闻铃传说的具体地点,在唐宋典籍记载中从斜谷、骆谷再到上亭驿,不断地漂移变迁。这则传说的广泛传播,离不开蜀道交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交通路线的兴废是寄寓其上的文化记忆或存或亡的支配因素。剑阁闻铃之说,正式形成于清代洪昇《长生殿》,又受清末说唱文学子弟书的影响,在古典文学传统即将终结的时候大放异彩,“剑阁”作为蜀道代表性地标得以最终确立。“剑阁”从一个实地的交通节点升华为内涵深厚的文化符号,是“蜀道难”这一文学主题的具象化典型。李白《蜀道难》《剑阁赋》、白居易《长恨歌》直至清代春澍斋《忆真妃》,与历代《剑阁图》《明皇幸蜀图》的绘画创作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源远流长的立体化书写传统。“剑阁”这一具体的地理场所,与“蜀道”这一宏大的空间概念,共生互文,相互成就,是中国文化地理关于蜀道书写的重要内容。
[摘要] 晚清中外交涉频繁,传统朝贡外交在不平等条约冲击下逐一被击碎。强行嵌入中国的国际公法作为彼时“文明世界”的新标准,逐渐成为清廷外交现代性转型的基本法理框架与国际事务处理的“知识资源”。丁韪良作为晚清国际公法译介之嚆矢与集大成者,翻译了当时多部最具权威的西方国际公法著作。然其身兼美国驻华公使译员、来华传教士与清政府受聘官员的三重身份,使其受命于利益相关国与传教使命本能驱使的同时,也受制于清廷政治经济赞助的管控,呈现多方赞助、公私杂糅的特点。在此内因外由的利益关系网络裹挟下,丁氏改写并操纵着西方国际公法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接受。对该段史实的挖掘与考察,可为当代中国中外法律文本译介、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全球治理参与提供一定历史镜鉴与现实启发。